《思想坦克》香港政治经济的前世:到底英国人留下了什幺?

作者:    2020-06-10 19:18:14   158 人阅读  915 条评论
《思想坦克》香港政治经济的前世:到底英国人留下了什幺?

本文作者为赵君朔,原文标题:香港政治经济的前世:到底英国人留下了什幺?,由思想坦克授权转载。

「从这些方面看来,这东南亚接下来几年政治上真正的希望可能是香港这个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的城市。可能是唯一能为该地区提供相当需要的领导力, 也就是社会科学家所称的『示範作用』(demonstration effect)的地方。」

──《亚洲教父:透视香港与东南亚的金权游戏》p.258

香港由 6 月 9 日的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开始,每周都有规模相当大的抗议活动。而形式各有不同,7 月 7 日《彭博新闻》网站上有一篇报导很巧妙的把到目前为主的抗议活动分成了四类:人山人海式(By Number)、冲锋式的(By Storm)、围城式的(By Siege) 和奇袭式的(By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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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抗议的形式比 2014 年的雨伞运动更为多元,在抗议场上众多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团结一致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让前资深记者、亚洲政治经济专家的周博(Joe Studwell)在 2007 大作中的预言终于成真。

但这一切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本篇会先点出香港在港英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之处,下篇再对照回归中共之后这些特殊之处的阴暗面不但没有被历任特首妥善解决,反而是更进一步被放大。

长期累积的民怨终于在特首林郑月娥试图强行推动修订《反逃犯条例》、威胁到香港市民的基本人身安全时又应对无方后爆发出来。而广大民众这次针对的,不光是《逃犯条例》的撤回,还有警方在驱散民众时的滥权与要求非经普选产生的特首下台对民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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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后一点不啻是敲醒了「一国两制」合法性的丧钟,若特区政府无法和北京取得谅解后在管治手法上出现大改革,那已经无法再忍耐的年轻人只会不断冲撞政府所剩不多的合法性。这样持续对抗下去的后果极为可观,不光会彻底改变香港的命运,对中共政权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风险。

然而和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在全世界各角落据有的众多殖民地比较起来,香港的发展轨迹其实有其特异之处:它既没有像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一样在二次大战后很快回归母国或是把权力交还给当地人;其大部分经济活动和英镑区也很早就脱钩; 更特别的是,原本具有优势地位与诸多特权的英资财团在殖民地的优势地位却逐渐被本地的华资财团所取代(只有汇丰银行进行了成功的转型,成为唯一的例外);最后到了殖民统治终结的时刻,香港是唯一在人均 GDP 上超越了殖民母国的情况下被归还的殖民地。

而香港之所会有这些有别于其他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特殊性,在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赋予它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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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如此,英国殖民者长期以来关心的主要是英商与其他外商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除了母国英国之外,殖民统治者还需要顾虑到和香港原属国之间的关係(从大清、国民政府到中共):因为在中国内地的政经情势变化或是内地政权和其他世界强权的外交折冲往往也会对香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最能说明上述论点的,就是在港居住的英国商人在 1894、1916、1917、1924 分别提出争取政治权力的要求(第一次是要求以选举的形式产生立法局代表、之后是要求增加在立法局中非官方代表的席位)。但这些要求要不是被拒绝、要不是只得到有限的回应。之后二次大战结束,準备在香港进行宪政性质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后在 1952 年被港督葛量洪放弃,除了当时混乱不安的东亚政治情势是重要考量外,葛量洪本人不认为这对佔大多数的华人居民有好处。其次,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以英国人为主)也都建议他不要进行改革。再者虽然这个政改方案得到了伦敦内阁会议的同意,葛量洪觉得他不去实行英国政府也不能拿他怎幺样。

更重要的是,当时即使决定捨弃政治改革,葛很清楚的知道民间不会有太大反弹。因此香港在政治上,一直要等到 80 年代,英国和中共展开回归前的谈判后才有所突破。在持续由少数英国殖民者和他们挑选的少数英籍、华籍商业菁英构成的统治结构中,很奇妙的是,这个小执政团体很快地针对快速变化的客观情势制定了对香港的生存(以及它们的利益)最有利(而不是最有利殖民母国英国)的各种政策。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 1951 年因为韩战导致联合国对中共实施禁运后,殖民地政府说服了伦敦让香港豁免严厉的外汇管制,继续维持蓬勃的自由市场买卖货币(主要是美元)。这在 50 年代对香港是莫大的恩赐,因为不受外汇管制和有机会购买硬货币的政策吸引了投资者,特别是来自内地和其他地方的富有华人移民。

随者美国和中共持续冷战,美国直至 1971 年仍对中共实施经济封锁,与中共内地进行的金融与商业不能以美元买卖,也不能经美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但以英镑交易则不受华府和其严厉的法例管制。当时,中共正在从大跃进和其后三年的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大部分进口货品的资金均来自香港得来的英镑,这笔资金佔 1963 ─ 1967 年中共总入口的 28%。而在中共从文革的经济破坏中复原时,香港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中共购入的英镑,足以支付 1970 ─ 1971 总入口的 46%。这些统计数字反映,香港在英国统治下,每当内地的外交及政治出现问题时,对其经济有特别的贡献。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随者上海纺织业资本家带来大笔资金和技术逃难到香港,与广东本地创业者也开始在香港发展出口为主的初级加工製造业,带动了香港本地的工业化。但蓬勃发展的结果是在 1961 年起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纺织品出口实施配额制度。香港政府倾向以行政及法律措施去控制香港出口,并期望与政府官员而非厂商谈判。香港因而开始了政府与政府层面的商务谈判。理论上,殖民地没有宪制权力处理对外事务,商务外交应由英国负责,但伦敦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异议,承认了保卫香港国际贸易权益是殖民地政府的责任。

第三个让香港变成非常特别的殖民地就是儘管 49 年从上海撤退来港的英资财团一直想要维持其优势地位,但因为对香港本地市场的不了解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加上逐渐累积的错误商业判断,指标性的在港英资财团陆续都遭到华人财团在经营权上的挑战。但具有香港準央行地位的汇丰银行并没有因为是大英资公司而在经营权的争夺战中支持英籍的资本家,反而是提供资金支持崛起的华人企业家明日之星。

《思想坦克》香港政治经济的前世:到底英国人留下了什幺?

最经典的两个案例便是 1980 年汇丰支持船王也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岳父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公司而不是支持包玉刚的对手、英资巨头怡和洋行,以及 1979 年汇丰将把接管四年的和记黄埔集团以优惠的条件卖给李嘉诚而非另一个有意收购的英资集团。

所以总的来说,香港政府靠着港督带领着一小群英国籍的高官和越来越多的华人中低层公务员,配上行政局、立法局和各类新成立的谘询委员会中委任商业菁英担任的英、华籍非官守成员,在治理香港上达到了在伦敦大学着名香港事务专家曾锐生教授眼中看来有以下特色的良性管治:

高效的经典事例是 1954 石硖尾大火后,政府迅速成立重新安置部门提供大火灾民公屋居住。公正则是英籍的法管在审理各类案件时,不论当事人的国籍,均能以客观的法律条文给出判决。诚实则是在 70 年代爆发了严重的警界贪汙案后,香港政府于 1974 年成立了廉政公署并开始侦办许多重大的贪渎案件,虽然香港商界与政府的游走法律边缘的利益勾结依然持续存在,但已大幅扭转一般民众对于政府廉能的印象。

其次在香港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后,港督麦理浩为了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开始推出各项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十年住屋发展计画、公共援助计画与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等,这让人民感受到政府像个关心人民的家长一般能照顾到人民的需求。最后,大部分英国高官统治香港其实是靠华籍商业菁英与中层公务员来当政府与人民的中介,这些高官其实和本地社会有颇多隔阂也不真正了解当地一般百姓的生活;但政府除了少数的政策失误外,极少推出对人民生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管制措施,为港府赢得了不干预的美名。

当然这套创造了香港经济奇蹟的管制模式也有其明显的阴暗面,但很不幸的在香港进入移交前的过渡期和移交的四任特首期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被妥善解决,还因为种种因素有恶化的趋势也引爆了今日广大年轻人的不满,就是下篇会详细探讨的主题。